2021中国基础教育年度报告

——2021中国基础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在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进的2021年，教育学术界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接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导向、政策举措和工作方法等展开理论探讨和思想阐释，聚焦党领导教育事业的百年历史经验，研讨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着力点，剖析“双减”政策带来的新格局，对优质均衡、乡村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县中提升等进行思考，努力以创新理论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也勠力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强劲的思想动力。

一、党领导教育的宝贵经验凝聚成

党的教育理论

百年弹指一挥间，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教育实现了从弱到大、再迈向强国的跨越式发展。一年来，研究者深入研究百年来党领导教育事业的经验与成就，从中探寻科学规律。

（一）建党百年教育发展的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教育的福祉。多位研究者指出：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服务国家需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保障人民受教育权利，等等，这些宝贵经验彰显了党对教育性质认识的不断发展与丰富，也构成了党的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2][3]

（二）深入理解“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坚持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新要求。研究者提出，全面性、系统性与整体性是理解和坚持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核心内涵：包括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要全面覆盖，党的领导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领导方法论要坚持系统思维，做好教育领域党的全面领导体制机制建设的整体性设计，等等。[4]

（三）更加关注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地。进入新时代，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研究者认为，一要突出政治性，二要坚定方向性，三要把握时代性，四要尊重规律性，五要体现服务性，六要坚持育人为本。[5]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通过第三次修改，一大亮点就是“德智体美劳”并列，将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为国家法律。[6] 研究者建议，在教育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未来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教育主张尽快在教育的指导思想、地位、方针、内容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体现出来。[7]

（四）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内涵提升到新高度。2016年至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46份关于教育的重要文件，是历史上中央给教育系统发文最密集的阶段，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优先发展教育的坚定决心。[8] 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论断，将国计与民生全面统一起来，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内涵提升到了新高度。这不仅要求教育适度超前发展，而且要求教育在发挥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作用中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9]

（五）立德树人理论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用立德树人统率“全面发展”，将立德树人定位于“全面发展”之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10]

建党百年之际，围绕立德树人，研究者对人格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一体化育人体系进行了系统思考，[11][12] 并提出党的红色精神谱系是立德树人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党的红色精神谱系要融入课程教育教学、校园文化打造、网络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教育等各个环节。[13] 尽管中小学立德树人工作千头万绪，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丰富多样，但其实质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同唱一个主旋律：不断丰富和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夯实儿童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14]

二、全面理解高质量教育体系的

时代内涵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总要求，高质量的时代内涵、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等成为理论研究重点。

（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衡量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重要尺度。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教育在“质”与“量”两个维度上达到优质状态。[15] 研究者指出，从发展的本质要求看，高质量基础教育要求必须更为彻底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更为完全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教育发展的理念导向看，高质量基础教育要达成三个目标：育人质量的稳步提升、教育公平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续发展。[16]

高质量发展还是基础教育各级各类教育的共同发展，[17] 包括学前教育的普惠规范发展、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高中教育的特色多样发展。[18]其中，首要要求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9]

（二）着力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研究者认为要在六个“强化”上下功夫：有教无类强化公平、坚持标准强化基础、“五育”并举强化素质、办学多样强化特色、培养模式强化创新、和谐校园强化安全。[20] 同时，要针对育人过程中的短板弱项集中发力，更好实现“五育”并举，真实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和谐发展。建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深化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协同育人。[21][22]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教育生态环境。研究者建议抓好四个关键环节：一是各级政府肩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府责任，要继续加大对基础教育发展的投入。对政府教育绩效的考核要更加注重教育过程、淡化教育结果，引导政府将良好教育生态构建作为教育工作的第一要务。二是研制基础教育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标准。三是加快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实现教育教学向技术产品、平台、应用的转移，满足教育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四是开拓“程序正当、决策科学、权责分明、行之有效”的教育治理新局面，激发教育系统内部活力，打通教育系统外部助力。[23][24][25]

三、“双减”拉动基础教育

发生格局性变化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甫一公布，即引发全社会热议。研究者认为，“双减”将拉动基础教育发生格局性变化。

（一）“双减”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研究者认为，“双减”切口虽小，但背后推动的却是一盘改革大棋。从宏观布局看，“双减”改革的大思维是克服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改革的大战略是坚持教育公益属性，推进教育公平，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改革的大格局是全面修复教育生态，保障每位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26]

从具体举措看，“双减”政策对学校教育、校外教育、家庭教育、区域教育都提出了要求：学校教育要发挥主阵地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校外教育的职能边界要厘清，不能演变为一心逐利的产业，未来可以在素质拓展、品德培养、闲暇教育等方面发挥自身教育功能；家长要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大力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同时，“双减”政策对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等都提供了重大机遇。[27][28][29]

正是基于以上研究，学者认为，“双减”新政发出了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强烈信号：教育改革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局部性改革，而是具有政策组合拳攻势的系统性改革。[30]

（二）“双减”落地需要系统思维。研究者指出，要统筹处理好以下关系：做好教育教学中的“减法”与“加法”；平衡好校内教育与校外培训的关系；[31]思考普职如何更合理分流，等等。[32]

“双减”落地还需要配套教育制度改革。研究者普遍关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体制、校外培训监管机制、课后服务制度、教师管理制度、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的进一步完善，以期通过不同主体的教育权力与利益的合理调适，重建义务教育生态。

也有研究者指出，“双减”落地存在三个难点，未来要在理论上加以破解：一是深层文化“基因”如何导致“阶层跃迁焦虑”，有无缓解可能？二是升学导向的教育何以成为“利益共同体联盟”，能否各个击破？三是有无评判学业负担高低的尺度，能否开发出评价指标“以评促‘减’”？[33]

（三）课堂教学、作业管理与课后服务要“提质升级”。“双减”的深意不仅仅是解决学生过重负担的问题，“减”是为了“增”，是为了给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留出时间和空间。

课堂上，教师要基于班级学生的特需和特长，对学生学习类型和态度心中有数，私人定制、精准供给。[34] 研究者提倡教师设计个性化教学策略，分层教学、因材施教，组织研究型学习、项目式学习和小组合作式学习，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大胆质疑，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35]

作业改进关键在控量提质。内容上，作业既要关注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又要重视知识与学生个体生活经验的整合，还要体现学校所学知识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关联。形式上，要实现眼耳手口的整合，可包括书面作业、口语表达、动手操作等。[36]

“课程化”是创造性落实国家课后服务政策的现实之选。研究者提出，课后服务课程应纳入学校整体课程规划，与常规课程一起共享素养目标、共建课程资源、共创机制平台，避免各自为政进而异化为“两张皮”，导致二者隔膜甚至相互抵牾。同时，课后服务课程建设既要服从课程建设的一般规律，又不能过度拔高到与常规课程同等要求，做好学习与休闲、自主与指导、计划与生成的有机统一。[37]

研究者也指出，如何正确理解课后服务实施后学校的职能转变，对教师课后服务工作如何进行认定，以何种方式确立相应的最低服务金标准等，这些课后服务实施后产生的现实性问题亟须出台补充条例跟进解决。[38]

四、“和而不同”是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新时代要义的精准定位

2021年，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已经全面实现，教育部部署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新阶段。研究者基于政策文本、实践探索，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发展旨向、基本内涵、均衡内容和维度、均衡范围、发展方式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新时代的优质均衡有着丰富内涵。研究者指出，优质的诉求指向教育质量，是义务教育发展的本质诉求，均衡的诉求指向教育的运行样态，是义务教育发展的规范性诉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就是义务教育以均衡的样态朝着提高质量的方向持续发展的过程。[39]

与均衡发展相比，优质均衡发展在发展旨向、基本内涵、均衡内容和维度、均衡范围、发展方式等方面都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在均衡的重心方面，更强调在保障国家义务教育发展最低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教育资源的供需均衡来推动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发展和特色发展；在对待差异和差距的问题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将均衡发展追求的消除差距、实现一致性的发展转变为达到国家标准、实现差异性发展，以达标后的差异化发展来为优质教育留下发挥空间。在资源配置逻辑上，强调选择性和适切性；在均衡的内容和维度方面，在教育发展资源达到国家基本标准的基础上，将教育质量、发展特色、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等内容纳入均衡体系中来，等等。[40]

一言以蔽之，“和而不同”是对我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新时代要义的精准定位，“和”于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优质教育的按需供给，“不同”于“不同质”“不同步”“不平均”的教育发展。[41] 为此，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摆脱“去和取同”的治理困境。

（二）优质均衡的路径选择。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域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全面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合理布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促进城乡教育资源按需供给。二是创新教育联合体模式，因地制宜采用“教育集团”“城乡教育共同体”“学校联盟”等模式，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共享。三是加快乡村教育“补短板”“强弱项”，完善城乡教师统筹管理机制、培训机制、信息化建设等，提高乡村教育质量。[42]

作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微观基础，学校应当主动创生新时期最需要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发展的主体。研究者认为，学校要将学生真正置于学校工作的中央，更加关注课堂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等关键领域。[43] 薄弱学校要学会寻找学校内涵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可以是文化建设、校本课程开发，也可以是教学改革、信息技术创新。[44]

（三）科学发挥督导评估的指挥棒作用。研究者发现，与基本均衡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相比，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评价指标体现出评估范围更广、评估标准更重质量、评估流程更加精细等特点，如把教学点、特殊教育学校纳入评估范围，对高学历、骨干教师和专任教师有明确规定、过重课业负担全部清零以及数据评估与主观评估相结合，等等。[45]

研究者提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落地，需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处理好绝对公平与相对公平的关系，不能削峰填谷，使学校“千校一面”；处理好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实现面向全体学生与因材施教有机统一；处理好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关系，达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受教育质量与水平的实质性均衡。[46]

五、统筹做好

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振兴乡村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需要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要求统筹做好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振兴乡村。[47]

（一）服务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教育整体转型。研究者普遍认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战略重心的转移带动了乡村教育整体发展规划的重要转变：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取向正确认识乡村教育的新发展阶段，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使命强化乡村教育的新发展目标，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贯彻乡村教育的新发展理念，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要求构建乡村教育的新发展格局。[48][49][50] 同时，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包含两条主线——既以育人的形式促进乡村教育振兴，又以文化重塑的形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两条主线的不同服务过程决定了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所承载的独特价值。[51]

（二）新时期乡村教育的主导性任务。乡村全面振兴要进一步推进乡村社区宜居化、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在这一背景下，方便性的小规模学校将是乡村社区宜居化的重要指标和需要，有竞争力的基础教育将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与需要，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将是农民职业化的重要支撑与需要。因此，建设均衡、方便、有竞争力、有针对性的乡村教育将是未来乡村教育发展的主导性任务。[52]

具体而言，包括多渠道增加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继续改善乡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县城和中心镇新建改扩建一批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农民就业创业需求，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技能培训；等等。[53]

（三）推进乡村学校“在地化”发展。一是注重乡村教育空间的在地性和特色的差异性。建议充分利用乡村空间的未来发展可能性，注重乡村物理空间、人文空间、市场空间及社会心理空间的有机结合，创新性地建构乡村教育的乡土性特色。[54]二是关注乡村教育文化的再生。建议乡村教育在吸收“城市中心主义”文化有机内核的同时，发展再生出符合乡村教育内涵的文化。[55] 三是重视乡村教育资源的挖掘。建议乡村学校积极开发大自然中的课程资源，利用好农业劳动的活教材等。[56] 同时，研究者也建议，乡村教育要有“城镇化”发展意识，主动与城镇教育有机衔接，不断消弭人为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对等状态。[57]

六、高质量发展阶段呼唤

更多创新人才涌现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关注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强调，要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人才的素养构成和培养方式都有了与时俱进的新理解、新变化。

（一）科学认识创新素养。研究者在核心素养的框架下梳理创新人才所具有的创新素养。首先，问题解决是创新素养的根本指向。其次，劳动意识是创新素养的基石，劳动不仅可以积累新的知识和技能，还能提升动手能力与锻炼坚强意志品质。最后，技术运用是创新素养的重要工具与途径。[58] 同时，研究者也更加强调创新人才要有家国情怀，要有志于为国家事业发展作贡献的志趣。[59]

（二）构建大中小一体化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学界对中小学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达成五点共识：一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形成是在一定智商和创造力的基础上，与外部环境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科技创新后备人才虽然存在智商阈值，但是环境因素对个体产生重要作用。二是兼顾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协同发展。三是提供异质化课程，建立动态的个性化发展路径。四是促进外部社会价值导向与内在个体发展诉求的整合。五是急需构建从中小学到本科、研究生阶段全方位的培养体系，提供长周期的研究资助。[60]

在更微观的层面上，研究者普遍关注到跨学科教育、问题导向教学、项目式学习等对培养创新人才的独特价值。

七、教师队伍建设成为

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工作

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这一论断，既深刻揭示了教师的职业特性，也充分体现了对教师角色定位和使命任务的独特理解。[61]研究者认为，当下，教师队伍建设已经从过去的保障条件转变为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工作，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突破。

（一）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根本保证。从“好老师”到“大先生”，师德养成必须放在首要位置。作为我国文化语境下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话语，研究者认为，师德养成的本质在于教师自身的立德树人。一方面，把师德与教育教学实践以及其中的伦常关系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教师要让德行在自身上鲜活起来，这要求教师必须深刻理解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及其内在的道德要求，并内化于己，成为自我有机的组成部分。[62]

（二）教师专业发展是永恒的主题。研究者指出，教师专业发展的理念和实践范式发生重大转型，已经从外控式转变为内驱式。[63] 教师要不断破解自身之各种困惑，不断提升专业水平、职业技能、事业追求，[64] 将专业发展作为永恒追求。针对教师发展的具体内容，研究者给出建议：持续保持对学科知识的深刻认识，持续保持对学科教学形式的创新，持续保持对学生成长过程的关爱。[65]

（三）“双减”背景下更需要为教师减负。一是厘清各主体的权责边界。不在责任清单的事项，学校有拒绝的权利。[66] 二是确保教师时间和空间的“留白”，重建教师专业自主权。[67][68] 三是摒弃考试导向，建立合理的教师评价问责机制。要充分考虑教师合理的教学专业自主需求及其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度。[69]四是充分发挥学校在教师“减负”中的核心作用。[70]

（四）有效的教师评价是促进教师发展的关键。首先，落实师德师风在教师评价中的首位度，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准入、招聘考核、职称评审、评先推优的首要要求。其次，聚焦教师履行教育教学的基本职责，包括建立教学述评制度，考核家校联系情况，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作用，分配向班主任倾斜、向教学一线和教育教学效果突出的教师倾斜等。[71]

也有研究指出，理论界对教师评价还有一些争论，如多元化主体是否客观，评价标准应该是共同统一的还是应该注重教师的个体差异，评价结果的运用到底应该注重自我反思还是专业指导，等等。[72] 解决这些争论需要进一步思考，如多元化主体有效性的争论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评价者的评价素养，从而对中小学教师评价实施提出了更加专业化、科学化的要求。[73]

八、新时代要树立“整体健康观”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关注青少年健康问题。研究者也高度重视这个话题，并发现，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理应对其“健康”提出更高要求，其体能与心理健康水平应进一步改善。

（一）加强青少年身心健康现代化治理。研究者达成基本共识：现代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包含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因此新时代学生健康治理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学校为主、家庭抚育、社会共建和个人负责的新型治理格局，实施系统性、多元化的健康干预。[74][75][76] 就学生体质健康促进而言，当前政府已处于吸引多元力量参与、以测试数据为核心的靶向型精准治理快速转型期，向涵盖学校健康促进、社会体育公共服务、家庭健康环境支持的综合性社会事业转变。[77]

研究者还关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以及“五项管理”等对学生健康管理提出的明确要求，对学生健康方面的研究也更加具体细化，对中小学生近视、睡眠、形体等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二）学校体育改革要突破固有思维。研究者普遍认为，学校体育要从“传统体育”向“新时代体育”转变。突破固有教学模式，实现体育课程“教会、勤练、常赛”，通过“玩”将“被动体育”变为“主动体育”，从学校“孤军奋战”向“家校社联动”转变；突破固有评价体系，实现评价体系的实时监测、增值评价、科学反馈、全方位干预等功能，促进学生体育学业评价和升学体育考试的科学化，从“单一评价”向“综合评价”“发展性评价”转变。[78][79][80][81][82][83][84][85][86]

（三）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与管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可分为三级进行构建：一级是面向全体学生、以预防教育为主，注重潜能的开发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二级是以解决心理问题为主，针对普遍的心理问题进行辅导和咨询，消除学生心理障碍；三级是以治疗心理疾病为主，针对有心理障碍和疾病的个体进行心理诊断和治疗。[87] 近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多孩时代等新社会背景下，研究者对青少年抑郁、网络沉迷等高度重视，提出了家长积极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家校助力孩子养成课外体育运动习惯以及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等建议。[88][89][90]

九、投入与人才是

振兴县中教育的关键

2021年1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从生源保障、教师队伍建设、托管帮扶、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给“重振县中”提出了一揽子顶层设计。研究者为顶层设计如何落地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一）政策层面要加大对县中的倾斜和扶持力度。多位研究者注意到，充足的教育经费投入是县中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他们建议：一是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县中发展的财政投入，坚持工作部署优先安排、财政资金优先保障、基础设施优先建设、公共资源优先配置。[91] 二是完善县中教育财政经费分担机制，实施中央、省、县（市区）按比例分担机制，中央财政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县中教育经费专项支持。[92] 三是上移普通高中教育经费的统筹级别，由省级政府统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投入的多级政府分担机制。[93]

（二）多方位保障县中教师队伍建设。如何让优秀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是振兴县中教育的关键。研究者提出，要出台稳定和招聘县中教师的方案，给予他们扎根县中教育的物质资源和制度支持，如适当提高中小学高级教师岗位比例，正高级教师岗位设置适当向县中倾斜，统筹市、县教师配置，人随岗走，人走编动，破解师资结构性失衡的现象，并做到市、县同工同酬、同岗同酬，最大化调动县中教师主动参与学科育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94][95][96]

同时，要保护县中完整的师生结构，还应当禁止省市超级中学进行跨区域招生，通过保护县中的生源结构重建县中发展的基本盘；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教师流动手续，制止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教师。[97][98]

十、家校形成育人一体化“岛链”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工作。2021年通过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教育不是教育的“孤岛”，而是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一体化的“岛链”。

（一）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离不开家庭教育。2021年颁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把传统的“家事”上升为关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国事”，研究者认为具有两方面重大意义：一是从法律上确立了父母家庭教育的职业角色地位，二是从法律上确立了全社会支持家庭教育的义务。[99] 该法提出的家庭教育五项要求，可视为家庭教育的基本原则，也可视为对家长教育观念的一次厘清，如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家庭教育的智慧就是尽可能通过“不教之教”去影响和改变孩子，等等。[100]

（二）家庭教育当回归育人本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一样，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01] 为此，家长须具备教育胜任力，包括个性品质、资源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协同能力等。[102] 研究者建议，一是完善家庭教育能力支持系统，强化各级政府对家庭教育的主导责任，以街乡为主体、以社区为单位，建立起家庭教育法律支持、政策支持、资源支持和服务支持紧密结合、系统配套的家庭能力建设支持系统。二是提升多样化家庭教育服务。三是加强家庭教育专业队伍建设。[103]

（三）家校合作呈现出制度化趋势。研究者对现代家校合作共育的体制和机制究竟是什么，如何通过家校合作形成更加开放的大教育制度等新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建议：一是做好政策配套，实现“五个纳入”：家校合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教育发展规划；纳入各级教育行政编制；纳入教育财政预算切块和拨款奖罚机制；纳入高校专业培养、校长教师在职培训；纳入各级政府统筹评估。二是加强以研究为基础的政策制定。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的国家，对家校合作多样化现状到底怎么正确估计？如何编制出有较强时效性的家庭教育指数和家校共育指数？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104]